王全安：中國電影百年建設要比批判更重要

距離電影《白鹿原》上映愈來愈近，圍繞電影的各種話題早已吊足了觀眾的胃口，可導演王全安依舊忐忑。王全安：《白鹿原》用陝西方言寫成，是一部地域性很強的小說，由陝西人來拍電影似乎順理成章。

圖為電影《白鹿原》劇照

距離電影《白鹿原》上映愈來愈近，圍繞電影的各種話題早已吊足了觀眾的胃口，可導演王全安依舊忐忑。他有點兒不好意思地笑說：這大概是導演的通病，即便是最具票房號召力的導演卡梅隆也不例外。

在日前由《文史參考》雜誌主辦的“國曆沙龍”上，記者見到的王全安，一頂棒球帽、一身休閒裝，透著三秦男兒特有的誠懇和粗獷。別人發言，他安靜聆聽；自己發言，不故作深沉、不居高臨下，語氣謙和又暗含力道。當然，我們談論的焦點還是電影《白鹿原》。

“改編《白鹿原》幾乎是九死一生”

記者：電影《白鹿原》9年中經歷了“換導演”、“換演員”、“被撤資”等各種風波。有人說，接力棒從“***”導演吳天明傳到了“第五代”張藝謀，到你手裡恐怕已經成了“燙手的山芋”。你為何決定接下它？

王全安：《白鹿原》用陝西方言寫成，是一部地域性很強的小說，由陝西人來拍電影似乎順理成章。不過，最重要的還是作品打動了我。它寫出了陝西人尤其是關中農民的精神特質。我決定拍電影《白鹿原》之後，首先到陳忠實當年翻閱三個縣誌的地方待了一個多月。這讓我確立了對這部作品的信心，因為它是紮實可靠、值得信任的。小說《白鹿原》給人最直觀的一個印象是血性，寫出了陝西人性格的質地，外表看起來木訥，性子有點“一根筋”，甚至有些暴烈；另一印象是情愛。二者的結合，反映出這片土地的繁衍的力量。所以，拍攝《白鹿原》是一項挑戰。

記者：這種挑戰來自於劇本改編嗎？原作曾獲茅盾文學獎，暢銷近20年，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、幾代人的閱讀記憶。把這部具有史詩氣質的文學作品，改編為有限長度的電影，十分冒險。

王全安：改編《白鹿原》的過程幾乎就是九死一生！就像你主動跳入一個陷阱，既要不怕死，也要有智慧，想方設法從陷阱裡逃生。

《白鹿原》給我的感覺尤其如此。它太龐大，洋洋灑灑幾十萬字，展現了半個世紀裡近百人的歷史，電影根本不可能全部容納。所以，改編的基礎在於找到適合自己表達的方式，重建一部完整的電影。我們抓住了兩條主線索，一是關於歷史、時代大背景的風雲變幻；二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。我們先將原作打散，而後篩選、簡化，按照主線索重新建構一個電影文字——它源自小說，又具有電影本身的語境和價值，能帶給觀眾新鮮的體驗和感性滋味。

特別要感謝陳忠實，給了我重走這段歷史的機會。我希望，觀眾通過電影也能獲得這種歷史的在場感和參與感。

記者：小說《白鹿原》，必然“浸染”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歷史語境和社會思潮。如今在銀幕上再現“白鹿原”，必要性和現實意義是什麼？

王全安：拍攝前，我曾與陳忠實有過交流。他告訴我，《白鹿原》最想說的就是一句話：自從封建帝制瓦解之後，我們的文化就沒找到“北”，一直延續到現在。

而電影《白鹿原》想表達的是，一百年前，我們的農耕文明在西方工業文明的入侵下，被迫向西方學習，於是有了一百多年來的自我批評、檢討反思。我們不斷質疑、動搖自己的文化傳統，我們受挫、憤怒、迷茫，一直在找尋方向。國家體制可能在有限時間內建成，而民族心理、倫理價值絕不可能。缺少傳統文化的支撐和約束，我們的精神不斷受“苦”，它搖擺到一邊直至頭破血流，隨後擺向相反方向，可能又是一個極端。在今天，這個鐘擺就擺向了慾望。這全是由於一百年來，我們的 “精神家園”不斷失守造成。

“中國電影無需揠苗助長，更無需過度保護”

記者：電影《白鹿原》最初版本長達四五個小時，而即將上映的版本只有兩個半小時，你怎麼看待這個過程？這些剪輯對你試圖表達的厚重有沒有傷害？

王全安：電影導演，不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遇到相似的問題，即個性與標準之間的衝突。現在《白鹿原》要到美國發行，美國人竟然要求按照他們的方式重新剪輯！所以，我更傾向於把它看作一個職業問題。如果你真的熱愛這個行業，就更應該把時間和功夫都用在電影本身。你想，電影誕生百年，名垂青史的才有多少部電影？多少位大師？所以，真正困難的在於完成一部好電影。

電影人還是要回歸自己的職業，別迴避，也別哭鬧撒嬌，盡力在現有條件下取得最大的進展。要知道，藝術家自身的惰性也是很大的，阻力也是對藝術創作的一種激發。你“衝”過去了，在表達方式上有所突破，反倒是一種成全。《白鹿原》拍攝完畢，我內心比較安然，可以坦蕩地交給陳忠實，交給歷史。至於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完整地交給觀眾，與作品完成相比，並不是那麼重要。對中國電影環境的未來，我也並不悲觀。

記者：這次出任長春國際電影節評審主席，你對中國電影的當下與未來是否有了新看法？

王全安：參加長春國際電影節任評審主席，是我很想更多地關注中國電影，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參與，為中國電影多做點什麼，也希望能跳出自己的電影小圈子，以更巨集觀的視角去思考中國電影。我認為，正能量是當下中國電影最需要的。過去，我們批判、抱怨、哭訴的已然很多，甚至成了一種矯情。抱怨和批判，實質是對自我的解脫，而這也催生一批批的“懶人”。說實話，建設比批判、破壞要吃力很多，因為建設要承擔風險、承擔後果。

從大環境的營造來看，中國電影無需揠苗助長，也無需過度保護。能夠給予中國電影相對寬鬆的條件以及與國外電影接近的待遇，也許是最好的保護。面對好萊塢，最好方法就是學習對方。學習它通行世界的祕訣——不僅僅是大投入、大製作，而是對人性的挖掘、道德的理解。後者，恰恰是我們最缺乏的。